所属名称:留下历史存照,助力雄安腾飞——雄安新区音乐类非遗系列考察摄录研究工作回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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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合集:2018民族民间音乐周
时间:2018-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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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下历史存照,助力雄安腾飞 ——雄安新区音乐类非遗系列考察摄录研究工作回溯 齐 易 2017年4月1日国家决定在河北省的的雄县、容城、安新三县设立雄安新区,这一地域即将迎来沧桑巨变。雄安新区三县人杰地灵,千百年来积淀下非常丰厚的传统文化蕴藏。历史悠久丰富多彩的民间器乐,慷慨激昂风格独特的民间戏曲,音调婉转韵味醇厚的曲艺音乐,形式多样生机勃勃的民间歌舞,构成了这一地域民间音乐文化绚丽多彩的生动画面。雄安新区的成立,意味着这一带现代化发展的骤然加速,但对于传统文化的保护来说,却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课题。人口的迁移、族群的流散,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审美趣味的游移,都会对此地原生的民间器乐、戏曲、曲艺、歌舞等文化样式的生存现状构成巨大考验。 为了给巨变之前这一地域的传统文化样貌留下历史存照,为文化雄安的建设理清本土文化资源存量,助力这一地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基础文化建设,助力雄安新区社会的全方位展翅腾飞,我们京津冀学者联合考察团队会同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河北大学出版社、保定市非遗保护研究中心等单位,对雄安新区境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了全面普查,并对音乐类非遗项目进行了系列考察摄录和研究。这项工作持续时间较长,参与者众多,工作量巨大,目前尚在资料编辑出版阶段。 这样一个罕见的、凝聚着众多学者艰辛付出的大型学术活动,给中国民族音乐学的田野考察和学术研究实践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次活动是在没有专门经费支持的情况下实施的,参加者们以理想主义者的情怀,学术志愿者的身份,主动献身到雄安新区的文化建设中来,为这一地域的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对于这项学术系统工程,需要我们认真进行总结,其经验和教训都会是我们以后进行类似工作的有益借鉴。 一、考察模式的改进 京津冀学者联合考察团队是由笔者牵头,联系北京、天津、河北等地志同道合的音乐学者,以志愿性的田野考察摄录研究为基本工作内容,致力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服务地方文化建设的一个松散型学术群体,后来这一群体又扩展到了国外、台湾及大陆更多地方一些有同样学术兴趣的学者。 在雄安新区成立之前,我们的团队已经于2015-2016年对高碑店市和雄县的音乐类非遗项目进行过系统全面的考察摄录和研究工作,后期制作出表演、韵谱、访谈视频共近200组,为此次考察撰写的学术文章,数量近40篇(其中约20篇已经在学术刊物发表),其成果即将由河北大学出版社出版。作为这一阶段工作的总结,有《担当非遗保护责任 守护民族文化根脉——对高碑店、雄县两地音乐类非遗考察摄录研究工作的总结与思考》(齐易、荣英涛)、《田野上的一万个瞬间》(张振涛)两篇文章在《人民音乐》发表,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 张振涛在评价这个学术志愿者团队的工作时曾谈到:“与团队相比,个人势单力薄。学者相聚,新竹老槐能量难以估量。……以‘同仁’方式介入学术叙事,反到成为‘冀中模式’。” 京津冀学者联合考察团队在没有课题经费的情况下,依靠学者们对传统文化盎然的学术兴趣、无私的奉献精神,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完成了对高碑店和雄县音乐类非遗项目的考察摄录工作,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声誉,为这个团队后续工作的开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雄安新区成立之后,面对这一地域即将发生的现代化巨变,京津冀学者联合考察团队的学者们觉得有义务有责任以自己的学养为雄安新区的非遗保护和文化建设做些事情。我们想在把工作继续做下去的同时,又觉得以前的工作模式有值得改进的地方。 在高碑店市和雄县的考察我们是利用假期和周六日进行的,这种方法有利于高校师生的参与,但是也有效率低下、持续时间较长的问题,许多时间都花费在周六日往返考察地的路途上了。负责现场摄录的人也多是在校的影视专业学生,大家边学习边尝试工作,难以保证摄录质量的整齐划一。 雄安新区动迁在即,与动迁抢时间的考察,不能再那样断断续续地进行了。于是我们想如果有一个专门负责资料收集和视频摄录工作的专业班底负责持续的基础性工作,再加上高校师生的接力参与,把这种断续进行的考察活动变成持续进行的连续工作,就会缩短考察时间、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 经过与有关方面的协商,决定由保定市文广新局、河北大学文学院、河北大学出版社三家合作成立“保定市非遗保护研究中心”,这个机构挂靠河北大学出版社,并配备一个考察资料收集和视频摄录班底。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个精干的资料收集和视频摄录工作班底是有战斗力的,为雄安新区音乐类非遗系列考察工作的开展起到了有力的保障作用。河北大学出版社也以出版《河北省音乐类非遗丛书》(第一期)而申报下来2018年国家出版基金100多万元,扩大了出版社的社会声誉,并为出版社带来了多方面的利益。 还有一个视频编辑的问题,在高碑店市和雄县的考察工作,我们的做法是将现场摄录的素材带回去,然后再分配给影视专业的学生进行后期制作,这样做视频成品出来的周期较长,同样难以保证质量水平的整齐。雄安新区的考察工作中的视频摄录与编辑工作该怎么做?经过多方探讨,却原来今天的视频技术已经能够做到视频摄录、现场直播、后期制作三位一体,只要有设备有技术,这些都不难做到。 我们与保定市一个专门做视频直播业务的今歌和美文化传播公司协商,河北大学出版社以低廉的价格租用他们的设备和技术人员,作为我们的视频技术保障。在后来的考察过程中,我们基本上实现了预先的工作设想,每次考察的现场视频直播,对我们的系列考察工作起到了广泛传播扩大影响的作用(关于这一点在后文还会有涉及)。现场摄录合成的视频半成品虽然还需要再稍做加工,但已经极大地减轻了后期制作的工作量。 二、做好前期普查 作为一个团队的大规模行动,必须事先对考察对象有相对全面的了解,并在此基础上做好周密的计划,否则无法保证考察工作的正常开展。 在雄安新区成立后,河北省文化厅于2017年5月15日下发了《关于加强雄安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和保护工作的通知》;保定市文广新局也在2017年7月5日下发了《关于做好雄安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工作的通知》。为了彻底摸清这一地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蕴藏现状,以为雄安新区的腾飞探明地方文化资源,京津冀学者联合考察团队主动向省、市文化主管部门请缨,承担了此次雄安新区三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 雄安新区的领导对此次非遗普查工作也非常重视,在他们的微信工作群里专门就此做出布置,要求三县的有关领导积极支持非遗普查工作,安排好普查团队专家的吃住行,为他们创造良好的工作条件。雄安新区三县的领导也分别召开由下属各乡镇长参加的工作会议,对各个乡镇的非遗项目初步摸底排查工作做出了布置。 2017年7月10日-8月12日,京津冀学者联合考察团队的成员们以志愿服务的身份和饱满的工作热情,积极投入到了这项意义巨大的非遗普查工作中来。7月10日,河北大学齐易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张月博士、《人民音乐》编辑部荣英涛老师等人出席了在雄县召开的普查工作动员会议,会后工作团队就按照计划立即开始了对雄安新区三县的普查工作。在各县乡镇自己初步摸底排查所获得的线索的基础上,考察者们以自己的专业修养认真考量每一个非遗项目,或在驻地、或到非遗项目所在村庄,向非物质文化遗产局内人了解其项目的历史概况、基本内容、存续环境等,并一一将了解到的情况登录到调查表里。 京津冀学者联合考察团队对雄安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全面普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雄县一共普查了82个项目,全部活态存在;容城县一共普查了40个项目,39项活态存在;安新县一共普查了91个项目,90项活态存在。这次的全面普查,为下一步雄安新区非遗保护工作的更好开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利用机会顺势而为,通过这次普查,我们对雄安新区音乐类非遗的蕴藏情况也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并进一步树立了团队勇担社会责任能打硬仗的良好社会形象。这对我们后面要进行的音乐类非遗考察摄录研究工作来说,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 三、工作计划的制定 在做好普查摸底和高碑店市、雄县考察工作已有经验的基础上,我们的团队决定继续对雄安新区安新、容城两县的音乐类非遗进行全面的考察摄录研究工作,并对雄县的遗漏项目进行补录。根据在普查中了解到的实际情况制定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工作计划,才能保证这次的系列考察摄录研究工作能够按部就班地进行下去。 制定工作计划是一个非常耗费精力的过程,需要考虑的因素很多。我们的做法是: 1.先把需要考察的各个非遗项目的基本情况写成千字左右的介绍资料,向可能有兴趣的学者朋友们进行推荐,由各位学者根据自己的学术专长和兴趣取向进行挑选。如果出现有的项目有若干人同时选的情况,则需要计划的制定者从中进行协调。 2.确定每个学者的考察时间。学者们都是忙人,难得抽出时间来参与这次考察,我们在充分征求大家的意见的前提下,确定下来每个项目的考察时间。 3.在此基础上制定出系列考察工作的步骤和进度时间表、确定学者团队的组成,并对后勤支持与资料收集、视频摄录、费用负担及成果署名、最终成果形式等作出规定,从而拟出工作计划的全文。 考虑到工作进入实施阶段可能的种种变化,我们在配备研究力量时预先准备了一定数量的预备队人选,这样一旦有学者因故难以按计划前去考察,立刻就会有预备队成员补上,不会耽误考察工作的正常进行。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李宏锋老师和北京大学的在读博士萧舒文等人就曾多次担任这种临时救场的任务,保证了考察工作的顺利进行。 在公布工作计划的同时,我们还另行文字,把考察团队的工作模式、考察者们的吃住行安排、考察所获素材的处理、研究文章写作的要求、交稿及编辑出版事宜等一一向学者朋友们进行告知,以便所有参与工作的学者们都在工作开始前对全局情况及自己所要担负的任务做到心中有数。 让我们感到非常欣慰的是,当这次考察即将展开的消息在学术圈里传播开来以后,许多学者主动要求承担任务前来参加考察。另外一些被邀请的学者,只要时间允许也都爽快地接受了任务。周雅文、施德玉教授等海外学者为了前来参加考察,甚至往返机票都是自己负担的。一些德高望重、对这件事情非常关心但无暇抽身前来考察的老先生,则被我们请来作为学术顾问。大家以勇担社会责任的情怀来用自己的行动记录一个地域的文化历史,为保护传统文化尽力。 四、争取政府支持与考察前的准备 有了学者主动参与工作的愿望和成型的工作计划,还只是学者们的一厢情愿,如果要把这个计划进入实施阶段,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争取政府部门的支持。没有政府的支持,考察团队的吃住行无法落实,也无法发动各个民间文化组织的成员放下手中的活计配合我们的考察。一句话,没有政府的支持,考察工作便无从谈起。只有把我们的工作计划变成政府的工作内容,把学者们的美好愿望变成政府的行政行为,这件牵扯到方方面面的系统工程才能发动起来、执行下去,才能最终修成正果。 我们团队2015-2016年在高碑店市和雄县做过的系列考察工作已经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再加上2017年7-8月我们在雄安新区非遗普查中卓有成效的工作,这种团队业绩导致的良好社会信誉,是我们争取政府和社会支持的通行证。当我们把这个较为周密、切实可行的工作计划呈报给雄安新区管委会后,立即获得了他们的大力支持。新区管委会领导认为这是建设文化雄安的一个重要举措,他们非常欢迎学者们主动前来为新区的文化建设和传统文化保护贡献智慧和力量。新区管委会指定专人协助落实我们的工作计划,还在工作微信群里发布消息督促计划的落实。 有了新区管委会的明确态度,事情变得一片光明。2017年10月15-20日我们在雄安新区管委会的帮助下,联系安新、容城两县的政府部门,依照雄县和高碑店市的已有模式,签订工作协议,为考察的进一步开展奠定了基础。安新、容城两县的政府部门还为接待考察团队的学者们成立专门的接待班子,落实接待经费,安排接待人员和车辆,做好了各种准备。 对雄安新区的系列考察是一个涉及到当地上千名传统文化局内人的行动,做好事先的宣传发动工作,是保证系列考察顺利进行的重要一环。在2017年10月22日和10月30日,安新和容城两县政府分别召开了由各乡镇干部和考察项目局内人参加的工作动员会,讲明这次工作的意义,介绍考察摄录方式、内容及时间安排,请各考察项目局内人做好准备,争取他们的配合。对于我们在高碑店市和雄县的考察工作,这些传统文化局内人大多是有所耳闻的,在7-8月间的普查工作中他们在与我们团队的接触中对我们又有所了解,因此我们这样一项把默默无闻的传统文化局内人载入史册的工作,是得到了他们发自内心的支持的,笔者在安新县的工作动员会议上的讲话,曾七次被与会者的掌声打断。 资料摄录班底的工作人员和今歌和美文化传播公司视频直播的业务人员在开赴田野考察前,还根据现场介绍、演奏、韵唱等不同场景的摄录和转播的需要,进行实际操作模拟演练,就可能出现的问题做好应对预案,从技术上充分保障考察工作的顺利开展。 为了师出有名和多方筹集资金,我们还在中国音乐学院老师们的帮助下申报了2017年北京社科基金研究基地重点课题《雄安新区音乐类非遗考察研究》(立项编号17JDYTA001),并获得15万元的经费。费用虽然不多,如果能够及时获得也可聊补无米之炊,但遗憾的是目前科研经费的使用管理太死板,该用设备的时候你不能拿它买设备,该支出考察费用的时候你也不能动它一分钱。这次的系列考察已经结束,可15万元经费仍然没有见到影子。 五、考察工作的实施 2017年11月1日-2018年1月13日,我们按照预定的考察计划进行了对雄安新区音乐类非遗的系列考察工作。 由于我们的团队在以前的考察和雄安新区非遗普查中给大家留下的良好印象,再加上新区巨变前传统文化局内人普遍有把自己的文化立下存照、传承下去的良好愿望,团队的所到之处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从乡镇干部、村里的两委班子到一个个乐社、花会、戏班的表演者,都给我们的考察创造了极大的方便。人们按照考察计划所规定的日子,放下手中的活计聚到一起,把村落里历史悠久的传统艺术表演给我们看,让我们一次次陶醉在民间文化的海洋里,到处感受着这一地域传统文化蕴藏的博大精深。 参加考察的老师和同学们,把这次的系列考察当做了大课堂,大家一起在这里学习中国传统文化、贡献聪明智慧、共享考察成果、合力奉献社会。参加考察的学者和学生们,大多都有民族音乐学的理论功底,到农村考察普遍都带着探究、讨教的虔诚心态,入乡随俗地给予当地的民间风俗、信仰应有的尊重。我们礼敬自己的传统文化,要从礼敬传统文化的承载者做起,与民间文化局内人接触时以尊称、敬语相称,这已经成了大家下意识的行为方式。良好的职业修养,使我们与局内人的沟通交流非常流畅,考察工作也由此变得更为顺利。 这次考察的项目中,民间器乐乐种有音乐会-南乐会、十番会-吵子(大鼓)会和吹打班,民间戏曲有河北梆子、评剧、京剧,民间歌舞有狮子会、高跷会、龙灯会、秧歌会、小车会,民间说唱有西河大鼓。不同的民间艺术品类在考察方式、视频摄录、资料收集等方面都有各自不同的特点,音乐会-南乐会这类文化含量较大、有韵唱工尺谱环节的乐社,及西河大鼓这种唱段较多耗费时间的曲种,我们一般都安排了两天的考察时间,其他民间艺术品类我们一般安排了一天的考察时间。 我们深知每个项目一两天的考察时间,绝难做到长期驻村考察那样深入。笔者的英国朋友、民族音乐学家钟思第知道了我们的工作模式后,对这种走马观花式的短时间考察的效果就曾表示质疑。但问题是我们的这种考察带有明显的抢救和普查的性质,雄安新区拆迁在即,哪里容的我们慢条斯理地去长期驻村考察?只能把这一地域传统文化的样貌先用我们的摄像机固定下来,给历史留下一个存照。为了能够使研究者尽可能多地了解相关情况,我们每到一地考察,都留下这个民间组织主要负责人的微信、电话等联系方式,便捷的现代通讯联络手段给研究者与民间文化局内人之间架起了一个个桥梁,许多考察时没有了解到的细节情况由此得到交流,方便了学者的研究工作。 对考察的工作情况进行现场视频直播,是这次系列考察的一个创新,在国内音乐学术界还没有人这样做过,即便是在国际上这种做法大概也是比较罕见的。我们的视频直播首先是对隐匿在乡间不为人所知的原生态民间文化的一种展示和宣传,通过每天大约1.5-4万人的观众浏览量,使各地的人们都能够很方便地了解雄安新区所蕴藏的丰厚民间文化遗产,把一个个原来深藏不露难为人知的民间瑰宝广为弘扬,促进了民间文化的活力;学术界及社会各界的许多学者、领导也能够通过视频及时了解我们的工作动态,扩大了这次考察的社会影响力。袁静芳、杨民康等老师多次在观看后给我们的视频直播点赞,雄安新区三县和新区管委会的领导也通过视频关注着我们的工作;这些视频直播还具有保存和回放功能,能够长期地把一次表演的视频在网络上保存,随时可以点击播放。我们的考察摄录为一个个民间文化组织在网络上矗立起了一块块丰碑,无论什么人在什么地方,只要在手机上轻轻一点,雄安新区的民间艺术就可以展示在你面前。 两个半月时间的持续工作,我们共考察摄录了雄安新区音乐类非遗项目45个,其中安新县23个,容城县19个,雄县补录2个(2015-2016年已经考察摄录18个),可谓成果丰硕。 这次考察的2017年11月-2018年1月中旬这段时间,正是一年中最冷的日子,考察团队的60多名师生以理想主义者的情怀,学术志愿者的身份,不畏严寒,连续奔波在雄安新区的田野上。社会各界都对我们的这次系列考察工作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上到中国非遗保护协会、雄安新区管委会,安新、容城、雄县三县的领导及保定市文广新局、河北大学出版社等各个部门,中间有三县的文广新局、文化馆、各乡镇的领导与老师们,下面到各村的两委干部、传统文化局内人等,都给予了这次系列考察以行政的、物质的、时间的等各方面的支持,为我们解决各种困难,提供各种方便。是大家的共同努力,才完成了为巨变前雄安新区传统文化样貌留下历史存照的光荣使命。 六、几点思考 1.志愿服务的工作模式为什么能够成功? 在没有研究经费支撑的情况下,这种以志愿服务为特征的大型系列考察摄录研究工作为什么能够得以成功实施?我们认为这是社会趋势、学者兴趣、政府政绩、民间需要之间利益契合的结果。 首先这项工作与保护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发展大趋势完全契合,是学者群体的顺势而为,容易获得社会各方面的支持;再有就是这样的考察研究与个人的学术兴趣、事业发展相吻合。如果个人为研究的需要而去考察某个非遗项目,吃住行沟通联络都需要自己解决。而这种有组织的系列考察,这些问题都已经有人帮助解决了,学者们只要按时前来考察并完成研究任务即可。自己的研究文章还可以先在刊物上发表再收入文集,利己利人利社会;政府部门需要政绩,需要为社会发展做出实实在在的事情。学术圈的教授、博士们主动要来帮助他们做事情,还不要报酬,只管招待即可,这怎么能不让政府部门喜出望外;民间文化局内人一向在乡间默默无闻,他们渴望外部社会的关注,以为自己文化的生存发展拓展空间。学者们的考察研究能够把他们的艺术和他们本人广为弘扬、载入史册,自然会赢得他们发自内心的欢迎。 我们找到了各方利益的契合点,达到了共谋多赢的结局,这就是没有研究经费也能完成系列考察的原因所在。 2. 怎样做才算是“原真性”呈现? 从民族音乐学田野考察的原则来说,我们考察时的视频摄录应该追求原真性的呈现,但怎样做才算是“原真性”呈现,团队成员间有时是有争论的。 如音乐会、南乐会的演奏,在没有外人来摄录的情况下,云锣的摆放位置在鼓的对面、长案的一端。可在考察中的摄录时,在拍摄机位有限的情况下,面对整个演奏场面的主摄像机作用非常重要,而云锣一旦堵在长案一端,主摄像机画面上只看到了云锣像一堵墙一样挡着,每位演奏者的脸部基本上就都看不到了。必须根据拍摄的实际需要将云锣挪开,主摄像机画面才能够基本涵盖演奏现场全景。演奏场面被摄录进视频画面后,从视频画面看到的真实性与实际演奏场面的真实性是有距离的,我们所要做的是有所取舍,以使我们的摄录尽量接近于实际演奏场面的真实。究竟是只看到像一堵墙的云锣接近于真实?还是主摄像机画面能够基本涵盖演奏现场全景更接近于真实?大家经过争论认为是后者。为避免让人产生误解,我们可以在这样摄录的同时,在研究文章里将音乐会在没有摄录的情况下云锣的真实摆放位置标明。 书本理论我们要学习,理论在实践中又要灵活运用,不能生搬硬套。 3. 不付报酬是否就算有违田野伦理? 2017年5月在上海音乐学院举办的“第七届全国硕博田野论坛”上,当我们团队的一位研究生发言后,就有人提出疑问:“我们给了农民什么?”意思是如果我们占用了对方的时间却没有付给对方报酬,似乎有违田野考察的伦理。 首先说绝不是故意不给局内人报酬,这次系列考察没有经费支持,学者们都是志愿参加考察工作,我们自己也没有报酬。政府部门招待我们的吃住已经花费了许多,我们也没有资格指令他们为参加考察的农民付出误工补偿。有人说没有钱就去申请,就算是有申请经费的门径,等经费申请下来的时候,雄安新区的动迁早已经轰轰烈烈地开始了,村子都没有了,你还到哪里进行抢救性的考察摄录? 考察双方都没有报酬的志愿行动就真是对农民的“强取豪夺”吗?非也。我们的现场考察及视频直播,首先是对民间文化的一种直接宣传,每天几万人的围观量,极大地扩展了民间文化的影响范围;考察摄录研究及出版工作,实际上是把名不见经传、声难传百里的民间文化及其承载者载入史册,局内人觉得青史留名比那一点点物质补偿重要的多;通过我们的摄录,为一个个民间团体及他们的文化在今天的见存状态留下了音像图文档案(这些东西除了用于出版,还要回馈给局内人),这也是民间文化局内人所期望的事情。雄县亚古城村音乐会会长史军平就曾说:“如果我们自己弄,花几万元钱也未必能把事情办好。你们来了,我们稍耽误点时间就达到了目的。”;局内人通过我们的考察,与外部社会建立联系,还会在非遗申报、获得演出机会、扩大知名度等方面多有回报。 民间文化局内人正是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些远大于物质补偿的种种收获,在我们的考察过程中,才有了许多未纳入计划的乐社主动要求我们前去考察的事情。那种认为不给物质补偿即是有违田野伦理的“政治正确”,也实在是小看了局内人的胸怀和眼光。 当然,在能够获得资金支持的情况下我们一定要给予局内人适当误工补偿。河北大学出版社刚刚以我们的考察成果出版为名目申报下来的2018年国家出版基金约100多万元,其中就包含了给考察学者们和传统文化局内人的补助,我们正在制定补贴方案,争取早日补发。同时我们还在争取其他途径的资金支持,使我们的后续工作能够更顺利地进行下去。 4.关注本身就是一种支持 在考察工作中有一些不属于原定考察内容的民间组织,如容城县的师庄村百花舞狮团、大八于村吵子会、王村吵子会,以及许多村落的秧歌会等,他们主动找到考察团队,要求我们前去考察,或要求在视频镜头前进行展示。对于这种民间文化局内人渴望外部社会关注的心态,我们非常理解,只要时间上允许,考察团队总是不顾劳累,热情地满足这些传统文化局内人的诉求。 我们认为,关注本身就是一种支持。雄县米黄庄村音乐会2016年刚刚恢复时,台湾学者施德玉教授和大陆学者张振涛、齐易等人曾前去考察,表达对乐社的支持。会长刘克信说:“事情弄大了,这么多老师们来看咱们,弄不好音乐会无法向大家交代。”2018年1月我们再来考察摄录,这个会已经是有模有样且后继有人了。民间文化局内人由这种外界的关注增强了文化自信,更加认识到自身所承载文化的珍贵,有了把文化传承下去的更大责任心。 学者们去民间考察,借助他们各自的社会圈子,往往还会不经意间就使被考察的民间组织的命运发生了变化。张振涛、钟思第十几年间持续考察了涞水县南高洛村音乐会,后来有了这个乐社进入国家非遗名录和2003年为来自亚欧21个国家的传统音乐保护与研究专家学者演出,从而名扬世界的机会;京津冀学者团队考察了雄县韩庄村音乐会,才有了他们到中央音乐学院演出、代表雄安新区到台湾进行文化交流的后续活动。 据说韩国的每个非遗项目后面都有学者的关注和研究,为传统文化的保护提供理论支撑,我们在这方面还需要更多努力。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有勇于担当社会责任的传统,关注民间文化,为传统文化的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应该是我们的责任。 雄安新区音乐类非遗的系列考察摄录研究工作目前尚处于考察资料的整理和研究成果出版前的编辑阶段。对于考察成果的出版来说,田野考察阶段的结束,只是刚刚做完了基础工作,还有大量的资料梳理、图文编辑等工作尚未完成,这些后续工作不做好,前面的许多工作就失去了意义。我们的考察工作实践也需要进行理论总结,肯定成就,找出不足,以利再战。有了前面两次成功的考察工作实践做基础,相信我们团队的后续工作一定会做的更好。 在结束这篇文章之前,笔者还要衷心感谢志愿参与这次系列考察摄录研究工作的所有团队成员,是大家的不畏劳苦无私奉献,精诚团结通力合作,才使得这次系列考察研究成果丰硕功德圆满。在雄安新区展翅腾飞兴旺发达之日,历史一定会记得,有这样一群学术志愿者主动献身到雄安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基础文化建设中来,对于雄安新区传统文化的弘扬和未来文化发展起到了强有力的促进作用。是他们为巨变之前这一地域的传统文化样貌留下了历史存照,为文化雄安的建设理清了本土文化资源存量,为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做出了学术思考。